约翰·穆勒 | 试析分工带来的利益

专题导言

现代社会的诞生是所谓“双元革命”的结果，即随着工业经济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同时推进，逐渐产生了整个现代社会基本的观念和物质形态。但这“双元”之间并非完美协调、齐头并进的，而是时常不免于相互龃龉。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催生的劳动分工在奏响效率凯歌、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革命带来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产生新的威胁。时至今日，从不舍昼夜的车间流水线工人，到驰骋街巷享受“虚假自由”的外卖骑手，再到科研体制中意义幻灭的学徒，诸多现实仍提醒我们关注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本专题希望通过追溯这一问题的源头，从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反思中激活应对现实的想象力。

亚当·斯密作为专题开篇的人物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熊彼特语）”。斯密一方面赞美分工的对生产力的促进，一方面也意识到其负面后果，他乐观地诉诸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这种乐观主义贯穿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社会后果的认识，约翰·穆勒大谈分工的利益即是一例。与斯密同时期的亚当·弗格森则展现出更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思想不仅构成马克思讽刺蒲鲁东的素材，更启发了马克思对工场分工及其所赖以发展的“商业共和国”的质疑。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机器的大量运用使得劳动分工与斯密想象的别针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其社会后果更为复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异化”“失范”和“理性化”的视角展开分析。作为专题结尾，吉登斯的文章综合比较了社会学三大家围绕分工展开的论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何以构成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命题。策划人涉猎尚浅，专题不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图源：dialecticspiritualism.com]

分工之所以会提高劳动效率，其中一些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再加以说明，但仍值得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亚当·斯密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提高了每个工人的灵巧性；第二，节约了更换活计时通常会损失的时间；最后，发明了很多方便和节省劳动的机器，使一个人能干很多人的工作。”
其中，每个工人灵巧性的提高是最明显和最普遍的。并非是因干熟了就干好了，而是取决于工人的才智，取决于专心的程度。但一件事反复干，却会变得容易些。身体各器官若频繁使用会更加有力量：肌肉会更加强壮，筋腱会更加柔韧，脑子会更加好使，全都不那么容易感到疲劳。能够容易地干的工作至少有较多的机会干好，并且肯定会干得更快。起先干得慢者将会干得快。起先慢工出细活，最后快工也能出细活。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都是如此。即令是幼儿，在做过大量练习以后，也能极为迅速地把一串数字加起来。讲某一种语言、流利阅读、看谱奏乐都是熟能生巧的显著事例。在体力活动方面，跳舞、体操、摆弄乐器都是要靠反复练习来达到敏捷熟练的例子。在较简单的手工操作中当然还会更快见效。亚当·斯密指出：“在某些制造业中，人手从事一些工作的敏捷程度，对于从未见过的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分工愈细，获得这种技能所需的时间愈短，但如果工人所要执行的操作种类很多，而每一操作重复的次数不够频繁，便达不到上述熟练水平。好处并不限于最终提高了效率，还包括减少了学习技艺过程中损失的时间和浪费的材料。巴巴奇先生说：“学习技艺的每一个人总会白白消费或糟蹋一定数量的材料。他每干一种新的活计，都会报废一些原材料或半成品。如果每个人不断地变换工作岗位，报废的数量将会比固定于一个工作岗位时多得多。”通常如果每个人专心致志地学习一种技艺，比起三心二意者来，他会更快地取得合格证明。

查尔斯·巴贝奇（即文中“巴巴奇先生”，Charles Babbage，1791-1871），英国博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发明家、机械工程师。他于1823年设计出来的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小型差数机；还利用计数机来计算工人的工作数量、原材料的利用程度等。他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利益的思想，分析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图源：baike.so.com]

亚当·斯密列举的分工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我认为他和别人都强调得过分了。为了公平评判他的意见，我在此要引用一下他的原话。他是这样说的：“在节省因更换活计损失的时间上所带来的好处，要比我们乍看上去所能想到的要大得多。人们不可能很快地从一种工作转到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而且在不同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一个耕种小块土地的乡村织工，一定会在从织布机到田间的来往途中损失大量时间。当两种行当能在同一习艺所进行时，所损失的时间毫无疑问要少得多。然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相当大。一个人在变换活计时通常要闲逛一会儿。刚开始干新工作时，很难立即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的心还安不下来。在一段时间内，与其说他是在工作，还不如说是在闲混。由于农村劳动者不得不每半小时更换一下工作和工具，不得不几乎每天以20种不同的方式劳动，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或更确切地说不可避免地养成了吊儿郎当、马马虎虎的习惯，这使他们总是懒洋洋的，即令在最紧迫的场合也是没精打采的。”对能充分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国家来说，这一有关乡村劳动力效率低下的描述肯定是非常夸张的。很少有人比园丁更频繁地变换工作和工具。是否园丁总是没精打采的？很多高级艺人必须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做许许多多种工作。诚然，他们做每一种工作的速度赶不上只干一种工作的车间工人，但是，除了单纯从手的动作速度上来说外，从所有其他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更熟练的劳动者，都是更加精神饱满的劳动者。
巴巴奇先生步亚当·斯密的后尘，这样说：“人的手或人的脑若在一段时间内从事某一工作，则一旦变换工作，便不会立刻充分发挥效力。工作中所运用的四肢的肌肉在用力时会获得一种柔韧性，而工作中不运用的那些肌肉在休息时则会变得僵硬，因此而在每次刚变换工作时动作缓慢和不适应。长期的习惯也使得到使用的肌肉产生强得多的承受疲劳的能力。变换脑力劳动似乎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开始研究新课题时总是没有像过一段时间以后注意力那样集中。在相继工序中使用不同的工具，是变换作业造成时间损失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这些工具很简单且更换不太频繁，时间损失还不大。但在很多技艺中，工具非常精密，每使用一次都要进行精确的校准，用于校准工具的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同使用工具的时间相比显得很长。滑动刀架、刻线机和钻机就属于此类。因此，在足够大的制造厂内，一台机器只用于一种工作是比较经济的。例如，以一台机床沿其床面全长相对于其滑动刀架做螺旋运动，只用于加工汽缸；另一台机床，具有使工件在通过夹具的位置上速度不变的运动，用来磨削表面；第三台机床则只用于切削加工轮子。”
我并非认为上述看法是毫无意义的，但我认为有些反面意见是被忽视了。如果某种体力或脑力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不一样，那么正是因为这一点，后一种劳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休息。如果说干第二种工作时不能一下子获得最大的活力，那么第一种工作也不能在不略微放松一下的情况下无限期地干下去。根据一般经验，工作的变换常常能提供换一口气的机会，否则就得完全休息。一个人在不断更换工作时，要比在全部时间内只干一种工作可以不疲倦地多干很多小时。不同的工作使用不同的肌肉或不同的脑力，某些肌肉或脑力在其他肌肉或脑力工作时可以得到休息和恢复。干脑力劳动时体力可以得到休息，反之亦然。这种变化本身对所谓元气（由于没有更科学的说法，只好使用这个词）具有刺激作用。这对于所有非机械性工作的效率来说都是重要的，即令对机械性工作来说也不是不重要的。以上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比起别人来更适合于长时间从事一项工作，不大适合于变换工作。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鼓起劲，不大容易感到厌倦，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一旦才能得到发挥，他们就不愿停下来，而愿不间断地长时间干下去，即令会伤害他们的健康也置之不顾。气质同这些差别也有关。有些人的才能似乎天生发挥得很慢，并且在工作很久以后才会有成就。另一些人固然才思敏捷，但要不了多久就会江郎才尽。然而，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虽然是有先天差别，但习惯的差别更大些。从一行很快地转入另一行的习惯，可以像其他习惯一样，靠早期培养来养成。有了这种习惯，就不会在每次变换工作后出现亚当·斯密所说的闲混的现象。非但干劲和兴趣不会减弱，养成这种习惯的工人反而会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地从事每一项新工作，而如果某一项工作干得时间过长（除非有不寻常的刺激），则不会有这种感觉。妇女比起男人来（至少在他们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具有大得多的易变性。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很多事例中的一个事例，说明在形成人类的见解方面，妇女的思想和经验是多么无足轻重。很少有妇女会认为，时间拖得愈长，工作的精神愈饱满，她们不会认为在更换新工作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工作效率会降低。即令就妇女来说，我也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与其说是天性，还不如说是习惯。男人从事的工作十之八九是专门性的，妇女从事的工作十之八九是一般性的，涉及多种多样零七八碎的事情，干每件事情只需很短的时间。妇女经常很快地从一种手工操作转到另一种手工操作，脑力的变换还要多些，因此很少值得她们去花力气或花时间。而男人则通常长期而稳定地从事一种工作或非常有限的几种工作。但情况有时候会反过来，性格也随之改变。妇女从事单调的工厂工作效率并不比男人低，否则就不会这样广泛地雇用妇女去干工厂工作了。一个男人若是已养成了做多种工作的习惯，则他非但不会成为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懒散怠惰的人，反而常常是精力非常充沛的，充满活力的。然而，即令对于最多才多艺的人来说，工作也确实不宜更换得太频繁。不断地变花样比起千篇一律更容易使人疲劳。
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分工带来的第三个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愈集中精力干某一项工作，干某一项工作的时间愈长，愈有可能在该项工作中搞出节省劳动的发明。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不大可能对某一方面的工作作出实际的改进。但这更多地取决于全面的智力和动脑筋的习惯，而不是工作的专门化。如果这种专门化达到不利于培养智力的程度，则将失大于得。还应加上一句，不论什么是搞出发明的原因，发明一旦搞出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就应归因于发明本身，而不应归因于分工。
从现代制造业的精细分工中获得的（仅次于工人灵巧程度的提高的）最大好处，亚当·斯密没有提到，但巴巴奇先生却注意到了，这就是按能力给工人分类，可以更为经济地分配劳动。同一工作的各不同部分，其所需的熟练程度和体力也不同。让技术最高的工人专门从事最复杂的工作，让体力最好的工人专门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谁都能干的工作可以留给只适宜干这类工作的人去做。只有当生产过程的每一部分需要多少技能和体力，便使用多少技能和体力时，生产效率才会最高。制造别针的工作，其各个不同部分看来需要程度大不相同的技能，以致工人的工资从4.5便士一天到6先令一天各不相同。如果工资最高的工人必须完成全部生产过程，那他就把一部分时间浪费在了报酬为6先令至4.5便士之间的工作上。即使不考虑完成的工作量会遭受多大损失，并假设他能在10个工人联合劳动制造出10磅别针的同样时间内制造出1磅别针，据巴巴奇先生计算，制造费用也会是分工时的3.75倍。巴巴奇先生接着说，在制造缝衣针方面，差别还要大些，因为生产过程不同部分的报酬级别从一天6便士直到一天20先令不等。
上面说的是分工可以从工人的技能中获取最大的效用，在这种利益之上，可以加上与其类似的另一种利益，即分工还可以从工具中获取最大的效用。一位才华卓著的著述家说：“如果某个人拥有很多不同工作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则至少会有四分之三的工具老是闲着不用。因而很明显，与其每个人拥有全部工具，交替地用于每一种工作，还不如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把这些工具分给每个人，每人只限于干某一工作。这种改变对整个社会，从而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好处。首先，各种工具会被经常使用，由此而使购置工具的费用得到较高的报酬。因而其所有者花得起钱来改进工具的质量，使其更为完善。结果是，为整个社会未来的需要作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〇本文节选自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册）》，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八章第五节“试析分工带来的利益”。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纺纱机上的孩子们》(Children climbing the spinning frame)，乔治亚州，1909 年，刘易斯·韦斯克·海因（Lewis W. Hine）摄。[图源：zhuanlan.zhihu.com]
〇专题策划人：烟波、老象〇编辑 / 排版：谨行〇审核：阿葵